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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承华 罗枫纪念馆

地址:http://www.zhidaor.com/Memorial.aspx?MemorialID=24314

纪念文章
何承华同志在西礼
分享2017年12月27 日 阅读(462) 评论(0) 发布者(hjkyy)

       来源:礼县文史资料

     编辑:王建华

 

 何承华同志一九四九年兰州解放后,即在中共甘肃省委担任领导工作。1960年西北局兰州会议之前,因为执行的错误路线,在西北局兰州会议上,和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被作为批判对象,但未作正式处理。1961年是以甘肃省委书记处书记的身份,被下放到礼县担任县委第一书记的。因是带职下放,所以仍有私人秘书,有专车。这样一位身份特殊的同志,在礼县工作了两年半时间 (1961年上半年到1963年下半年),为时虽然不长,却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和美好回忆。
   
我的第一个印象是: 省委书记当县委书记,就象一个挑过千斤担子的人,一下子担了百斤担子,工作起来非常轻松自如。每当县委召开全县性的几百人或几千人大会,无论过去现在,会前都要有一批工作人员,忙忙碌碌地准备一番,特别是搞材料的,不开几个夜车是交不了差的。何承华当书记时,我常是准备材料的人之一,但我们从来未开过夜车。我说这话的意思,决不是说为开好会议忙碌、开夜车不对,而是说这和领导人的组织才能、领导艺术等等分不开的。承华同志刚到礼县,县委召开全县三千多人的四级干部大会,会前他先召开常委扩大会,研究会议的开法、内容和要解决的问题,让大家充分发表意见。他听取别人意见十分虚心,对每个人的发言,不但听得十分认真,还不时插话询问,并作笔记,最后他总结时,对每个人的发言,对的,不对的,都能总结进去;对的采纳,不对的一一加以说明,他在常委会上的总结,实际上就是在大会上作报告的提纲。提纲有了,秘书蔡适生同志 (何承华同志由省上带来的秘书)一个半天加一个晚上,大报告就成了。试想一个大报告,没有一定的组织才能和一定的政治、文化水平的人,是拿不出来的。这次三千人会上的大报告就这样很容易地拿出来了。三千多人的大会上,按安排先由县委副书记邢应崙同志讲话,与会人员纷纷反映听不懂,会场一下乱了起来。何承华同志看见情况不好,当机立断,又很幽默地说: “邢书记的山西梆子大家听不懂,我给大家来段秦腔这是何书记来礼县后第一次在大会上讲话。这一折秦腔确实唱得很好,一下把会议推向了高潮。原先带情绪的、发牢骚的、一言不发的,一下子变成了出谋献计的、表决心的、团结奋进的。五天时间,把全县3000多四级干部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。会后不到一年时间,全县形势大为好转,粮食丰收了,群众吃饱了,干部情绪稳定了。从这一年到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前,是全县政治、经济形势最好的几年。如果没有十年浩劫,礼县的历史车轮至少可以加快10年。
    
我的第二个印象是: 凡是有利于人民群众的事,他可以毫不利己,专为别人明知山有虎,偏向山中行地敢做敢为。前面已讲了,何承华同志是西北局兰州会议上受批判的干部。一般来讲,一个犯了错误的人,身上有包袱,工作起来总是畏首畏尾,很不大胆。何承华同志却不是这样。他一到县上,不论大会小会,他都要先检查一番自己的错误,表明自己是个接受改造的人,记得在全县三千人大会前,他表示要在大会上向全县干部、群众检查自己在省上工作中的错误,县上许多领导不同意,他说服大家坚持要讲,他说: “我不向大家讲清这个问题,今后我还有什么资格领导大家工作。他的思想修养,错误归错误,工作归工作,从不背包袱,在实际工作中,他又是该怎么搞就怎么搞,对了坚持,错了就改。众所周知,自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之后,粮食问题一直是阶级斗争的焦点,人们怕谈粮食问题,特别是不敢反映粮食紧张的实际情况。西北局兰州会议后,上边提出开仓放粮,抢救人命。政策放宽了,思想解放了,形势好转了,但是中央的粮食四统一政策没变,粮食问题是阶级斗争的焦点的问题也没变。在这样情况下,何承华同志经过大量的调查研究,听取各方面干部、群众的意见后认为,在基本不违背中央粮食四统一的政策的前提下,在粮食购销上搞个大包干的办法,不是更能安定人心,调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吗 ? 不是更能彻底解决粮食洗澡,浪费人力物力的问题吗 ? 于是他在一九六二年搞了个全县粮食购销大包干。这个大包干曾引起一场政治风波,他险些被第二次揭了盖子
    “
大包干的具体办法是: 按照县上给各公社分配的粮食任务,公社向县上包干,大队向公社包干。在包千的基础上,县对公社,公社对大队实行只购不销,不购不销,不销不购的粮食购销办法。这应该说是一件好事,然而好事多磨。记得当时在天水检查工作的一位省委领导同志,听到何承华同志在礼县搞粮食购销大包干的做法后,不问青红皂白,立即向省委报告说: “何承华在礼县别出心裁,标新立异,搞什么粮食大包干,和中央唱对台戏 ! 省委应该派人查处。当时省委持什么态度,我不知道;但因此事闹得何承华同志一家人上下不安、日夜悬心我是清楚的。当时休闲在家的何承华的爱人多次给承华同志打电话,提出严厉批评和埋怨。她一再说,你是一个犯了错误的干部,应当安份守己,照章办事,还搞什么新名堂,真是自找麻烦,自讨苦吃。亲人的电话,对他震动很大,他百思不明其解我真的错了吗 ? 我真的是反对中央的粮食四统一的政策吗 ? ”何承华同志在礼县工作了两年多,依我看,只有这一段时间他确实紧张了一阵子。为全县征购粮食,白天黑夜下乡,休息时间很少,曾经晕倒在自己办公室门上,经过同志们抢救,才清醒过来,就又去参加县上正在召开的粮食工作会议。原因就在,他想通过实践检验自己的作法是正确还是错误。
   
事有凑巧,一向干练持重的天水地委书记陈平同志到礼县来检查工作了,陈书记的到来给何承华同志以很大支持和帮助。他不是来处理何承华同志的错误,而是想帮助他变通一下,找个下台的办法。地县两位书记一起跑公社,下大队,给公社、大队书记做工作,为了不使别人说礼县因为征购粮食实行大包干,而减轻了国家任务,尽量提高上缴比例。对情况好的公社,上交比例提高一点,情况一般的公社不提,这样,这场粮食大包干的风波才下了个既不否定,也不肯定的台。
    
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。何承华同志为他们搞的粮食大包干,虽然上面找了不少麻烦,然而全县的广大干部群众,不但没有一个人对其有过不同的看法和意见,相反,大包干,使何承华同志在人们心目中的威信更高了,对他的崇敬更深更广了。记得有一位群众说过这样一句话:“礼县来了一位何书记,真是礼县人民的好缘份,好造化,不然礼县不会变得这样快。粮食大包干,一人冒险,万人受益。
   
一九六二年礼县变化真大: 机关里人人争着工作,农村里人欢马叫,口里有了吃的,家里有了放的,袋里有了装的,人们见了面,无不说何书记能干,共产党好。大包干成功了,次年省委又派人总结了礼县粮食大包干的经验。我的第三个印象是: “从群众中来,到群众中去,是他工作的唯一信条。正因为这样,他对深人群众,调查研究,非常重视。他在礼县 (61年前西礼合县,62年分县)工作的两年多时间里,几乎跑遍了全县 (包括西和)的山山水水。当时交通不便,他虽然有车,但大多数地方还得步行,当时下乡,相当艰苦,此前何承华同志一直在省上工作,衣食住行条件比县上自然要优越得多,作为一般人来讲,由省下到县就够委曲了,更何况是高级领导干部呢 ! 可是何承华同志从不计较这些,山再高,路再难行,他如履平地;老百姓家里再脏乱,他席地而坐,屈膝长谈。就是这样一位既是省委书记又是县委书记的人,长年累月和老百姓在一起,真正了解到了群众的意见和要求,群众无不说何书记真是人了我们的家门,成了农家最知心的人。
    1963
年为了贯彻落实好中央的农村工作《六十条》,他通过调查研究,亲自主持制定了一个礼县贯彻落实中央《六十条》的十二条具体意见。这《一卜二条》,在指导农村经济工作上总的指导思想是体现一个字。其主要内容是: 划小生产队,稳定生产队规模,不经县委同意生产队不能调整;落实中央队为基础的核算政策,把大队核算的大锅饭变成生产队核算的中锅饭”;提高按劳分配比例,原来农村分配一般都是··开,以后一般都搞·开,按人分配比例最高不超过七成;稳定粮食征购任务,实行粮食包干,定好后至少三年不变,生产队完成上交任务后,可以多产多分、多吃;稳定各级干部队伍,公社、大队、生产队干部没有特殊情况,一般不作变动,需要调整者,严格审批。据我回忆,何书记搞的《十二条》主要内容大体上就是这些。现在看来这《十二条》虽没有多少创新,可是对当时被倾风、共产风刮怕了的干部、群众来说,《十二条》无疑是一场及时雨,一颗定心丸,难怪广大农村干部群众无不拍手称快,同声叫好。我可以武断地说,何承华同志当时在礼县的一些做法,很接近七八年以来的承包制,如果他能在礼县工作到一九七八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,那么全国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方案,礼县完全可以走在全省.的前头。
   
我的第四个印象是: 何承华同志是一位真正能上能下、能官能民的共产党人。他在礼县工作期间,我亲眼所见,凡是找他的人,上边的、下边的,不论什么人,都能笑脸相迎,热情接待,一杯水,一支烟,总是亲手敬递。这一点是不少领导干部难以做到的,特别是接待比自己层次低的人,更是放不下官架子。一次,一位下四区的老乡找何书记,不了解情况,站在门前不敢进去,我看到后把老乡引了进去,何书记正在看文件,见我引了一位老乡进来,二话没说,起身相迎,递烟倒水,这位老乡感动的坐也不是,站也不是,还是何书记一声哈哈大笑,这位老乡才坐了下来,反映他家自留地少划的问题。何书记当即表示,给公社打电话,派人了解情况,如情况属实,马上纠正。事隔不久,问题解决了。几个月之后,这位老乡提着一兜核桃,向何书记道谢,他硬是不收;他以几包大前门回敬,老乡也不要,他说: “你不要我的,我也不要你的。最后双方达成妥协,这位老乡才千恩万谢高高兴兴地告别了何书记。下面我再举几个小例子看看何书记的为人处世
 
一是你背我过河,我也得背你过河。当时县委秘书室副秘书 (即副主任)沈善根同志,曾随何书记下乡搞调查研究,路线是现在的西和、石峡、何坝、洛峪和礼县的大坛、王坝、滩坪、桥头、白河等地。当时这些地方大部分都不通车,得爬山涉水。按常规背人过河都是下级背上级,年轻的背年老的。何书记却不是这样,他的规矩是你背我,我也得背你,否则就一起淌水过河。沈善根同志亲口对我说: “何书记背我过河,我非常难为情,但是我说服不了他,只好让他背着自己。沈善根同志对我说这件事时,心情十分激动 ! 一个省委书记能够这样对待下边的同志,真是千古奇事。
  
二是我的一次亲身感受。1962年我曾随何书记下乡去过一次罗坝、漱山。当时我不足30周岁,因自小不吃葱蒜的习惯,所以出门吃饭十分麻烦。我们下乡的第一站是罗坝。吃饭时我一直在挑捡碗里的葱花,这件事被何书记看见了,问我: “奠邦,你捡那干啥 ? ”我说: “葱花我吃不下去。从此他记下了我有个不吃葱、韭的习惯,每到一地,他都亲自到灶房去打招呼说: “我们一伙有个善人,碗里不要葱韭。为此事我很难为情,多次给他说: “请你不要再打招呼了,为我一人,害得你们饭也吃不好。他说: “那怎么行,你吃不好饭,我们怎么一块走路、工作 ! ”过了几天,他笑着对我说: “奠邦,你这个善人害得我也不想吃葱韭了。这句玩笑多么暖人心啊
   
我有个腿疼的病,下乡之前何书记就知道。要是别的领导恐怕难能记得住,可是有心的何书记偏偏记得很牢。从揪山出发时,天下着毛毛小雨,我劝何书记再住一天,他执意不肯: “这点雨算得了什么,还是按计划办。临走前,我悄悄地给当时的公社书记王忠惠同志说: “给何书记找个牲口骑 ! ”从揪山走起时,牲口牵来了,我奇怪他没有拒绝骑牲口,原来他要我和蔡适生换着骑,尤其是我有腿病更应骑。我和蔡适生怎么能骑 ? 我们不骑,他也不骑,牲白从揪山村一直空走到河边村;其间他还一再让把牲口拉回去,我们没有听他的话。到了河边,雨下得大了,在河边避了一阵雨,吃了一顿饭。从河边出发后,牲口他仍然不骑,走了10多里路后因坡陡路滑,他脚被扭了,这才拐着脚被我们扶上了牲口。
   
当时,从河边到罗坝要淌三道河,我怕何书记让牲口驮我过河,淌第一道河时,我先跑在前边,赶紧挽起裤腿,先过了河。何书记发现后,他说: “后面的两道河,再不能光脚过;你要是再光腿过河,我也不骑牲口了。无奈,我只好接受何书记的无比宠爱,以后的两道河,都是他让牲口先驮我过去的。
   
这一天我们的目的地是罗坝公社中川大队,因当时县委农工部副部长郭文秀同志在该队搞分配试点。到队后,我、蔡适生和郭文秀商量,给何书记找个另屋住下,何书记坚决不同意,要和我们住在一起,我们没能说服他,只好四个人挤在一个炕上。早上,我们几个抢先起了床,因院里没有厕所,都到外边方便去了。回来一看,何书记起来后把所有的被子都叠好了,炕上扫了、屋里也扫了,弄得我们真不好意思
   
何承华书记在礼县的事迹还很多很多……他在礼县任职时间虽很短暂,但他那为人正直,不居功,不诿过,崇尚俭朴,辛勤工作的好品德;他那对同志不论是领导还是一般干部都能胸襟坦白,以诚相待,平易可亲的好作风,给人们留下美好记忆。俗话说: “一滴水见太阳。我们从承华同志的这些晶莹的滴水中,不是可以看出他的性格一、气质、修养和情操么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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